至暗时刻，最需要悖论领导力

作者：布莱尔·谢泼德（Blair Sheppard）  苏珊娜·安菲尔德（Susannah Anfield）

2020年，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医疗和公共卫生危机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这就是新冠疫情。如果我们能认识到社会面对的挑战，吸取疫情的经验教训，合理利用手头的工具和技术，我们就可以规划出一条更具适应性的新路。但这将向领导者提出一系列全新要求，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

2018年，我们撰文分析了领导力的六个悖论，首次指出成功的领导者必须体现并协调一系列明显的矛盾，才能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立于常胜。当世界力求系统性地修复新冠疫情施加给人类的集体创伤和损害，重整旗鼓修炼复原力以迎战未来的危机时，我们迫切需要领导者了解、接受并拥抱这些悖论。

恢复的第一步，就是把破损的部分修好。为了迅速而明智地做出应对，领导者必须有信心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制定决策、采取行动，还要虚心纳谏、广泛协商，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调整路线。他们必须成为“谦逊的英雄”，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种悖论领导力。

为了减少和修复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害，领导者必须了解宏观局面，也就是疫情的性质、它的全球影响以及造成一系列后果的可能性，同时还要把控微观细节，比如稳定公司运营、重启供应链并确保团队成员能远程工作。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真正优秀的、具有战略眼光的执行者，这是另一种类型的悖论领导者。

在应对这场疫情的过程中，人们常常需要利用现有条件临时开展创新——无论是医院设计新治疗方案，还是公司想办法实现远程的面对面服务，都体现了这一要求。在许多情况下，久负卓越运营之盛名的公司最善于快速开发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新需求。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它们也能坚守自己的核心目标——哪怕主营业务已经关停。我们一次又一次目睹这些传统的创新者大放异彩。

在组织适应新现实的过程中，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案例中，那些业已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平台，其实力、覆盖范围和价值都在迅速增长。但在有些情况下，技术并没有为社会做出合理的贡献。在思考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利用技术来造福人类时，领导者必须能弥合技术的原生力量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差距，而且要像他们驾驭人工智能一样，熟练地运用情感智慧。整个社会最需要这种技术精英型人文主义者的地方，莫过于每天影响着数十亿人生活的庞大教育体系。

当社会直面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诸多共同经历后，我们就有机会以全新的方式来塑造这个世界。作为个人和家庭，我们被迫学会了如何自给自足、如何提升复原力。地方社群已组织起来保护弱势群体，为陷于风险的小企业提供支持。在企业层面上，公司不得不因地制宜地思考自己的员工队伍，因为每个国家应对病毒的方式和时间安排各不相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做法导致民族主义抬头，进而加速了全球体系中业已存在的两极分化和不对等。同以往相比，我们如今更加需要这样的领导者：他们了解全球力量、市场结构和社会需求，并能表达出对当地社群的真诚关爱和理解。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本地主义者。

当疫情的影响开始向全世界扩散时，重新设计能蓬勃生长的组织成为迫切需要，而这也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思考组织运作方式的机会。若想让组织的重新设计取得成功，领导者必须头脑敏锐、见识卓著，足以影响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同时还要确保基本的信任水平。为了实现既有意义又有吸引力的变革，我们需要一支拥有高尚操守的政治家队伍。

在思考这六个悖论时，我们一定要注意，没有哪一组矛盾比其他几组更重要。实际上，当它们作为一个系统协同工作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或许我们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这种领导力的全部要素，但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去追求它们。这样做很重要，因为尽管新冠疫情已如此艰难，但它肯定不会是我们面对的最后一场危机。